而对于正处于改革试点之中的合规不起诉制度，也可以以协商性的程序正义为标准，来保证涉案企业获得最低限度的公正对待。

我国的认罪认罚程序引入了控辩协商机制，使得检察官在被追诉者认罪认罚的前提下，可以与被追诉者及其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就量刑问题展开协商。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则属于一种基于结果控制而实现的诉讼价值，被裁判者自愿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也放弃了部分诉讼参与机会，却有可能对诉讼结局施加更大的影响，甚至直接塑造和决定了量刑结果，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实体收益，据此，我们可以透过协商性司法制度的实践，提炼出一种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

而在刑事和解程序中，无论是被害方还是被告方，都可以自由自愿地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建立在诉讼主体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可以被延伸适用于更多的非对抗性司法程序之中。七、结论 对待任何理论，都应采取一种科学的和发展的态度，而不应将其奉为不可挑战的信念，否则就容易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同时，任何公正的裁判结果，都离不开控辩双方通过诉讼参与，来对这种结果施加影响、塑造和控制，并体现控辩双方的诉讼合意。可以说，控辩双方参与协商的程度，是评价协商性司法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重要标准。

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换取最大的诉讼收益，也就是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使得企业最终被宣告无罪，因此，与检察机关就合规问题展开的协商以及诉讼说服活动的充分性，就成为涉案企业自主地控制诉讼结局的关键环节。因为按照罗尔斯的分析，纯粹的程序正义是指没有客观的结果公正标准，只要坚持了公正的程序，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公正的。在上述三个层次共七个基本概念中，前五个在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上正好穷尽古今中外的全部财产、全部利益及体现它们的全部现象，第六个（即义务）则从反面正好穷尽古今中外全部财产负值、负面利益及体现它们的全部现象。

法概念的外延，在我国表现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法规范性文件，在英美法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除宪法、制定法之外还有判例法（英美法国家判例的相对地位高于大陆法系国家）。法权说的提出者论证此说，起始时的动力其实是因为权利本位复兴范式不具有公法学和宪法学解释功能，他不得不寻找替代品。例如，当我们论及权、法权、权利、权力分配时，同时就意味着论及相应的利益、相应的财产的分配，而在谈论义务分配时，内容则恰恰相反。而且，即使设定这样含义宽泛、脱离实在法的权力概念，但为了适应本学科的研究和法律生活的需要，法学还得基于实在法和现实的法律生活另行定义权力。

附带说明，中国宪法、法律和法学论著都广泛使用的权字，在法学论著中长期未被研究和提升为法学概念，但法权说通过确定权的外延、内容，将权的逻辑地位提升到了概念的地位。秦文对法权说提出的批评，我拖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才答辩，当年在所在大学忙于非学术俗务耽误回应时机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思考不成熟。

其相关涉及的资格和利益，字面上都是用豁免一词来描述或规定，但实际上个人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获得的豁免（如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免除刑事责任）属于权利的范围，而公职人员依法享有的豁免（如人大代表在各种会议上的言论免责、外交官的豁免）属于权力的范围。21.法权能力是一个应该有的法学概念，它包括权利能力、权利行为能力、权力能力、权力行为能力四个方面。所以，权概念的内容，是人们每日每时，睁眼皆可见，举手抬足都能碰到的东西。法权分析模型展示的客观世界（图表中从右边数起第二、第三和第四共三个纵行和其中由虚线连接的15个矩形框），在范围上穷尽了古今中外的全部财产、利益和由它们转化成的全部法现象之间的纵向和横向关系。

[27]法学是权利义务之学等等。法权说中真实的情况是，经济利益只是直接被用于解释各种基本的法现象，在形成基本概念后再用于界定其他重要法现象和表述基本命题，但此时经济利益是被间接使用的。需要说明的是，从逻辑上看似乎应该把权利、权力、法权、剩余权视为权的次级范畴，把权利、权力视为法权的次级范畴，但综合考虑它们各自现实的重要性、使用频率和法学本应有的弃繁就简要求，法权说选择把它们放在同一的层次，即都视为基本概念，只在必要时同样基于综合的考虑，实事求是地肯定法权概念在理论、逻辑上首要地位。期待秦教授和关心以上话题的读者对本文难免会包藏的错谬不吝批评指正。

学者们按社会分工做学术研究，还是应该像太史公说的那样，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如果秦文所言在相同条件下不是指权力体量相同，那就意味着在打算在包括权力体量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谈论有关公职人员威望和能力对权力强度大小的影响。

[14] 基础性分析模型分为：1.法权分析模型，其初级版本首次发表于《宪法学社会权利分析模型的思想蕴含》一文，本文展示的是几乎所有细部都经过了修改完善的新版本，它适应了将法权说调整为法的一般理论的需要。[20]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407页。

（4）权力内部的平衡，包括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间纵向权力平衡（如中央与地方）和横向权力平衡（如同一国家机构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法权配置状态分法权配置平衡状态和法权配置不平衡状态。在权力方面也一样，各国宪法、法律都是突出权力配置，如政权组织形式、政体、单一制、联邦制，这些宪法制度，从文字形式到具体规定，都是纵横向配置权、权力的，较少或很少提到相应的义务、职责。用法权一词实因别无更好选择。在引入义务概念后，它们可概括地表述为法权与法义务指向的对象，同时具体表述为权利义务或权力义务指向的对象。（二）义务的重要性、常见性低于权利权力的判断符合客观实际 秦文认为，法权说存在的第二个缺陷，是对义务的定位不恰当，实际上陷入了自我矛盾：一方面，他承认与权利相应的是义务，与权力相应的也是义务。另一方面他将权利和权力都视为最重要、最常见的法现象，而把义务排斥在外。

从法权分析模型这个法学理论工具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由关于公私财产的体量结构与权利、权力体量结构之间的客观联系决定的，同任何人的个人经验和生活感受没有关系，尽管后者对于学者研究工作的成败和观点的深刻度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就真实的法学史来看，区分权利与义务、权力与义务，虽然也不能说容易，但从来不是很困难的问题。

对于剩余权，现有的法学论著通常称为道德权利，但道德权利一词能够含盖的外延显得太狭窄。因此，权利、权力和剩余权三者之间也是相通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相互转化。

在社科领域，碰到新名词，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它到底是不是指代着新实体、新对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不论我们多么不习惯它，都应该正面看待它，因为，重要的是对象、实体的客观性，只要有客观性，它就可能是有关学科的丑小鸭。[24] 牧野英一著：《法律之进化与进步》，朱广文译，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8页。

但在国际接轨的意义上看，我国宪法、法律中存在大量合法、正当的特权。8.法的作用是通过规范、评价法关系主体的权利或权力运用行为并预设行为后果，以维护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法权说设定的理想的区分目标是，在法的一般理论层次用统一的识别标准衡量，对所有的权都有根有据地做到权利与权力的二元划分。因为，不能严格区分它们意味着无法精确锁定研究对象。

其次，法权原来曾用做治外法权的简称，也曾于上世纪50年代译马列著作时被生造出来予以应对无法区分相应德文或俄文词是权利还是法律含义的情况（资产阶级法权的起因）。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

第三纵行标示的是权、法权、权利、权力、剩余权概念分别记录的五类对应法现象后面的利益内容，从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定位，就是相应法现象的第一级本质。法权说近年来在这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从总体权退回到了权，且其英文译法quan（权）以及faquan（法权)已开始被欧美主流出版机构接受。

法学基础理论要转型，不仅要勇于提出和论证新的基本概念、基本命题，还要有勇气接受这些新东西。将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作为解释宪法现象乃至整个宪法制度的万能之匙。

义务是负面利益的法律表现，以负值财产为其物质承担，在中国法律制度中主要表现为宪法、法律上称为义务、职责、责任的现象，但还应算上事实上存在，但宪法、法律没有用术语统一概括的性质现象或情形，如无资格、无权利、无权力等。2.权利是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存在形式，属法权中由个人享有的部分。（2）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即个人权利、自由与公共机关职权、权限、公权力等的平衡。14.法正义就是每个人不多不少正好得到他/她应该得到的那部分法权，且不承担不应承担的法义务。

（3）法权说否认西方反对派领袖和豪商巨贾所掌握之权是权力，并反问道，西方那种反对派政治领袖或比尔·盖茨那种世界级豪商巨贾，他们所掌握的权力难道就不是权力吗？ 无论中外，法学基础性研究最大的难点之一是合理区分权利与权力，这其中包括设立合理的权力识别标准。所以，权、剩余权概念作为法学基本范畴完全符合现实重要性与理论、逻辑重要性相适应的原则。

14.法律关系客体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法权指向的对象，具体可区分为权利指向的对象、权力指向的对象。《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

另外，某些权利的简写，如财产权、人身权、劳动权、受教育权，分别直接是权利的次级范畴，而某些权力的简写，如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监察权，则分别直接是权力的次级范畴。[9] 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看，通过考证照获得的资格和通过申请官方许可获得的资格是个人特权，在法定条件下个人的违规甚至不法行为可免除法定责任的情况属个人豁免。